10 唯信难树

冯唐读:

令既具未布,恐民之信,乃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,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,莫敢徙。复曰:“能徙者予五十金!”有一人徙之,辄予五十金。乃下令。令行期年,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。于是太子犯法。卫鞅曰:“法之不行,自上犯之。太子,君嗣也,不可施刑。刑其傅公子虔,黥其师公孙贾。”明日,秦人皆趋令。行之十年,秦国道不拾遗,无盗贼,民勇于公战,怯于私斗,乡邑大治。秦民初言令不便者,有来言令便。卫鞅曰:“此皆乱法之民也!”尽迁之于边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

(《资治通鉴卷二》,显王十年,公元前三五九年)

冯唐译:

商鞅变法的内容定好了,但是担心老百姓不信,没马上公布。在秦国都城街市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木杆,下令:“能搬到北门去的给十金。”老百姓觉得奇怪,没人敢动。再次下令:“能搬到北门去的给五十金。”有个楞头青真的搬了,马上给了他五十金。于是下令变法。变法一年整,秦国都城里说新法不便的人数以千计,于是太子犯法。商鞅说:“法令不行通常从上面开始。太子是国君的后代,不能上大刑。揍他师傅公子虔,黥他师傅公孙贾。”第二天,秦国百姓都严格遵从新法。新法施行十年,秦国道不拾遗,山中无贼,百姓勇猛作战,私斗不敢,国家大治。有些最初说新法不便的人,又来夸新法好。商鞅说:“这些都是乱法的人。”把这些人都发配边陲。这之后,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。

冯唐评:

编写中国历史的顶尖人物通常不动声色,尽量保持客观、公正。他们绝不编造事实,而是通过选取事实的方式和侧重隐晦地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,他们以描述和记录为主,在描述和记录中也很少使用形容词,憋得实在不行了的时候,才会添加极少的评论。每当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,我常常在恍惚中回到中学课堂,少年人在考试,监考老师在巡视,少年人斜一眼老师,老师瞥一眼少年人正在做的题目,实在忍不住,似乎不经意地用手指敲了敲试卷上那个题目中一个词,暗示一个隐藏得非常深的陷阱,少年因此再次审题,恍然大悟,划掉原来的答案,重新奋笔疾书。

这一传统从司马迁开始,到司马光的时候已经非常巩固。

在讲述商鞅变法的实施过程后,司马光没憋住,发表了开篇以来最长的评论。

“臣光曰:夫信者,人君之大宝也。国保于民,民保于信。非信无以使民,非民无以守国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,霸者不欺四邻,善为国者不欺其民,善为家者不欺其亲。不善者反之:欺其邻国,欺其百姓,甚者欺其兄弟,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,下不信上,上下离心,以至于败。所利不能药其所伤,所获不能补其所亡,岂不哀哉!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,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,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,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。此四君者,道非粹白,而商君尤称刻薄,又处战攻之世,天下趋于诈,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,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!”

司马光的大意是:信任太重要了,没有老百姓的信任,管不了老百姓。商鞅这些人也不是什么仁厚的人,春秋战国又是诸侯混战的乱世,天下就是一个尔虞我诈的江,商鞅这些人在乱世还不得不要树立老百姓的信任,仁厚的管理者在和平的年代更要如此。

我同意司马光说的,信任极度重要,再好的战略方针,没有团队的信任就没有实施,没有足够的信任就没有高效率的实施。

下一个需要切切思量的问题是:如何树立信任?

树立信任有很多困难。第一,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,都有一个自我,每个人每天都靠着这个自我的指挥来生存:吃喝拉撒,喜怒哀乐。一砂一世界,每个人都是一个王国,从建国开始,这个自我就是绝不退位的国王。多数人,特别是有钱、有权、有知识的权贵和公知,都把自己的自我养得肥肥大大,有些甚至大过长城和金字塔。即使是没钱的、没权的、没知识的大多数,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个自我,也骄傲无比,对这个世界指指点点,找一切借口证明自己只是怀才不遇,其实真的了不起,他们即使如游丝,也是屌丝,可以长久地真诚地痛骂别人“傻屄”,不会长久地真诚地痛骂自己“傻屄”。所以贫贱无论,对于关键问题,每个个体都发出了最强音:“我凭什么听你的?”第二,任何一个重大变法都必然破坏已有的权力平衡,必然触动已有的利益分配,既得利益者必然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反对。而任何变法,无论设计得如何用心和精美,必然有缺陷,必然可以找到问题。第三,具体推动重大变法的人往往没有类似的经验(有类似经验的人往往已经死了或者心灰意冷或者疾缠身,不适合再次主导重大变法),其他人凭什么信他?

没有任何经验的商鞅在推进有史以来最重大变法的过程中,不交流,不说服,不辩论,而是采用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树立威信。

第一,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立信于民。让老百姓做一件简单到白痴都认为够白痴的事(现代管理里,这类事情被称为“防呆”举措,“傻子都会”的意思,比如多用PPT,少用WORD,PPT里多用图片和视频,少用文字),听从命令的,重奖到他心惊肉跳。

第二,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镇压最高层的反对力量。在这种时候,拣软柿子捏没用,打狗给主人看,只能让狗们鄙视你。商鞅变法满一年后,都城里开始有很多有话语权的公知议论新法的坏处,既得利益被损害的集团觉得时机成熟,找了最合适的代言人:太子(秦王是变法的坚决支持者,太子是可能反对变法的最高权力者)。在这种时候,商鞅简单粗暴地表明态度:如果太子不是太子,一定灭了他。尽管灭不了太子,一定灭了太子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商鞅简单粗暴地采取行动:臭揍了太子两个师傅,“你们怎么管教太子的?不信打不服你们。”

第三,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消灭任何议论。新法施行十年之后,那些最初说新法不好的公知,又来夸新法好。商鞅简单粗暴地把这些公知发配边疆。对于领袖定好的政策,其他人只有服从的份儿,不服就滚。对于领袖定好的政策,其他人甚至没有夸赞的份儿,说坏话就是死,说好话就流放。简单说,听话,出活,没有其他。

后来,秦国大盛。再后来,老秦王死了,太子即位,简单粗暴地车裂了商鞅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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